导读：

1.论证新冠疫情是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催化剂；

2.分析“巨国效应”的概念与本质；

3.从“巨国效应”与工业4.0结合的角度，提出“工业4.0梯度发展计划”；

4总结全文，引出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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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估计今年3月份的经济数据不会好看。其原因主要是期间隔离、封城等措施阻断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与居民消费，由于消费的减少引致了生产的减少，尤其是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锐减。有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智能手机的销售量同比减少了20%以上。

全球主要工业国从中国进口相关产品及零部件的占比均高于20%，疫情期间，地区间联系的减少，对全球化的分工造成巨大的冲击。再加上美国主导的贸易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从规模化、标准化，向本地化、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转变，这一特征正好契合了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以同质化规模化成本构建出异质化定制化产业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本地化需求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口罩的需求。疫情发生之前，全国只有几个省份有口罩生产线，目前全国除西藏外，30个省份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都具备了口罩生产线，以满足本省对口罩的巨大需求。连中国石化牌、五菱牌、比亚迪、OPPO、vivo、富士康等企业都开始生产口罩，首先满足本企业员工需求，再供销售；还有的纺织企业把内衣生产线改造成为口罩生产线，这种改造也说明很多工业产品生产线通过科学合理的改造，是可以胜任柔性化生产的。

个性化服务方面，疫情期间，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茂教授每天带领呼吸与危重症、感染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专家们，为各级各类省内收治医院和江苏医疗队接管的湖北地区医院中的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进行远程会诊。专家们在仔细聆听病史，查看最新检验检查结果后，分别从呼吸、重症、感染、药理等方面进行分析会诊，并给出个性化治疗方案。而这项工作得以实现的提前是5G、大数据等技术的有效应用。

数字化需求方面，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为制造企业带来原料、员工、管理等方面挑战的同时，也激发了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智能生产等数字化转型需求，尤其是去年年底元宇宙横空出世，客观上倒逼制造企业提升了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性，远程办公服务软件、产业信息化服务软件等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机遇。

智能化需求方面，2020年初首款智能评估新冠肺炎的AI影像系统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投用；北京地铁配备非配合式热成像仪是利用红外测温技术对人体表面温度进行快速测量，当被测人体表面温度达到或超过预设警示温度值时，仪器自动进行警示；360新型肺炎实时疫情追踪人们的活动轨迹，有效辅助感染人员追踪和排查；另外，工业消毒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也在疫情防控中大量应用。

新冠肺炎的爆发，使人们在本地化、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需求大为提升，但是我国在满足这些方面需求的技术供给能力尚显不足。例如，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出现短期内某些商品本地供给不足，本地化生活必需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目前口罩只有大人和儿童两个型号，在配套舒适度、美观度、防护效果等方面，个性化服务水平还很低；封村、封社区、封城等一刀切行为，数字化分类管理的应用缺位很大；照料机器人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护理作用，但是离全面护理差距还很大，智能化水平有待大幅提升。

可见，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本地化、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特征技术的需求，必将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力，加快其发展速度，工业4.0——这一新冠肺炎的危中之机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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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保罗·克鲁格曼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新贸易理论认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一个经济体随着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假定两个国家的资源相同，只是国家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

这里所说的国家规模，主要是指市场规模。各国市场规模最简单的算法是：市场规模=消费者数量×人均消费量，当然这里的消费者数量要求是能够消费得起且有消费意愿的人数，并不单纯是指总人口。

我国的市场规模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6万美元，国民的消费力持续增强，很多产品都能够消费得起，且消费量居世界第一。例如，我国连续13年保持世界汽车销售第一，稳居世界第一大智能手机消费市场，更是最大的奢饰品、服装、电子商务、国内旅游和农产品等消费市场。

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折合6.83万亿美元，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42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为5000亿美元。

毫无疑问，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我国经济不出现严重的危机，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深化改革、力促创新，“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是一种必然。

其实，一国经济是一个由诸多要素、连接机制和目标组成的复杂巨系统，根据系统学理论，多层级的经济系统整体表现出各个组成要素组成前单个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称之为涌现性，系统要素数量越多、层次越多，在有效的连接机制的作用下，其涌现性越强。可以从分工和合作提高效率的角度解释该现象，即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分工细化的前提是该细分行业达到足以支撑该行业发展的市场规模，所以此时规模效应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中国的腾讯、阿里仅凭借一个国内市场就成为全球全球企业巨头，而美国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等的互联网企业缺都是借助全球市场才成为全球企业巨头的。

所以，“巨国效应”的本质是一种规模效应，是经济系统的整体涌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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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出以来，各国都积极推动工业4.0的发展，但是数年过去了，各国进展都很缓慢。工业4.0意味着一方面要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另一方面需要用这些新技术去改造世界。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新技术的产业化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意味着既要立新，又要破旧，立新和破旧之间需要巨大的腾挪空间。

目前，全球工业4.0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工业4.0研究院判定，目前欧美发达国家以工业数字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已经结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网络化和智能化登上舞台。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发展的3.0阶段还远远没有完成，在工业4.0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并不占优势。

瑞银认为，在工业4.0进程中，发达经济体较发展中经济体将更为受益。因为发展中经济体充足的低技能劳动力不再是优势，反而更多成为了阻碍，而那些拥有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的经济体可能相对获益，因为它们能够很好地调整劳动力资源和商业模式来顺应这一高度自动化和连通性的全球形势。许多发展中市场依靠输入中低技能就业来推动经济增长，但并不能快速调整基础设施、教育或监管系统，来适应全球发展需要更多高技能劳动力和对高科技制造业或知识密集型行业更大规模投资的要求。

按照瑞银的观点，作为中等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似乎在工业4.0的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如何利用好了我国“巨国效应”的优势，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可行策略，在工业4.0的发展中，我国完全有可能超越欧美发达国家。

本文把这种策略称为“工业4.0梯度发展计划”。

即，第一梯度：着重在工业3.0基本实现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全面发展工业4.0；第二梯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河北、西部领先城市等积极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工业3.0项目转移，并加速完成从工业2.0向工业3.0的升级，其中的个别领先城市可以开始试点工业4.0；第三梯度：西部地区积极承接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地区的工业2.0项目转移，加快工业2.0的实现。第一梯度地区工业转移到和带动第二梯度地区、第二梯度地区工业转移到和带动第三梯度地区，梯度发展，逐层递进，逐层带动。

可见，通过梯度发展、互相带动的机制设计，“工业4.0梯度发展计划”既能保持我国原有的技能劳动力多的优势，又能开展工业4.0的实践，此时我国的“巨国效应”优势显现无疑，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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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以新冠肺炎为引子，以“巨国效应”的重要性和如何利用这一优势为切入点，以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为梯度，提出了“工业4.0梯度发展计划”。当然，该计划在落实过程中将会在要素素质变更、体制机制设计、考核目标变化等方面遇到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一一加以应对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