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美国纽约的摩根大通大厦《环球》杂志记者/张海鑫

3月20日，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内摆放着几个揭幕架，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和稍早设立的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一起，成为中国首批新设的外资控股券商。此外，早在2018年11月30日，证监会就核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比至51%，瑞银就此成为中国首家外资控股券商。

近日，随着海外疫情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步伐依然坚定。自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比原计划提前了8个月。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再提速，外资金融机构闻风而动，开始排队入场。

《环球》杂志记者了解到，目前星展银行也已正式申请在沪设立控股合资券商，摩根士丹利拟将其在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中的持股比例从49%提高至51%。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方面，贝莱德、富达、施罗德、路博迈等多家国际排名领先资管机构正在积极筹备，在政策放开后即在沪申设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第三次入华潮”

进入2020年，外资控股券商动作频频。

截至目前共4家外资控股券商获批。其中，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已开业，金圆统一证券刚于今年2月获批筹建。此外，共18家合资券商已递交申请材料，其中星展证券处于“受理”环节，阳光证券等7家合资券商已进入“第一次反馈意见”环节。

在当前全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下，提前放开外资股比限制，展示了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同时也可一窥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刚在沪开业的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表示：“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我们将调动全球资源，以专业知识为客户提供服务，支持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同时为中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提供助力。”

算起来这已经是外资投行的“第三次入华潮”。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入股“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外资券商自此叩开了合资券商的大门，但由于种种原因慢慢由战略合伙人转变为财务投资人。第二次则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国际上的知名投行陆续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开展业务。高盛高华、瑞信方正、摩根士丹利华鑫、东方花旗、海际大和……截至2019年底，外资参控股证券公司达15家。

由于受牌照限制和外资股比限制等，合资券商虽已在中国探路多年，但依然处在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盈利能力相对较弱。根据证券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外资参控股券商龙头中金公司净资本357.74亿元，位列第13名；其次是中银国际，净资本116.85亿元，位列第36名；申港证券、华菁证券、瑞银证券、汇丰前海、东亚前海等公司净资本则均位列75名之外。

民生证券首席金融行业分析师郭其伟指出，外资参控股券商盈利能力不及内资券商，可能的原因一是牌照限制，目前合资券商中仅中金公司、高盛高华、瑞银证券牌照相对齐全，大多数合资券商以债券承销为主，业务类型比较单一；二是外资企业在合资券商中的话语权一般较小，对公司经营决策影响有限。

显而易见，随着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而来的“第三次入华潮”非同以往。因为无论是参股、控股还是独资，关乎的是话语权。

不仅是证券业，从2019年以来，外资私募行业也开始加快布局中国市场。目前，已有富敦、路博迈、贝莱德、桥水、毕盛、安本标准、元胜和惠理等8家机构完成了在中国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登记备案，可以在中国市场开展机构业务。

搅动市场的“鲶鱼”

随着外资金融机构越来越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国内资本市场竞争加剧似乎已经成为必然。

贝莱德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婷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从目前的资管市场容量来看，国内协会存续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超2万家，而外资资管企业才20多家，这其中的实力悬殊不言而喻，因此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十分有限。相反，外资资管企业进入后，会把国际上一些较好的投资经验带入国内，比如合规、风控，整个投资流程、交易流程的管理、后台运营的模式等。国内同业者也能透过这些外资资管企业，了解它们如何应对多轮全球经济周期，促进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通。

郭其伟认为，随着开放程度加大，外资机构加速入场将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或对中小型内资券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整体来看，短期内对内资券商的冲击有限。中长期来看，加大金融开放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一是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合资券商外资持股比例增加和外商独资券商入场将有助于引导境外投资者入场，带来大量增量资金。二是外资券商在公司治理、风控、财富管理和投行等业务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商业模式更为成熟，有望为内资券商带来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更为丰富的业务模式，提升内资券商竞争力。三是内资券商深耕中国市场，更加了解中国客户，相比外资券商具备较大的成本优势。我们认为外资券商进入中国市场采取价格战抢占市场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的是通过财富管理、投行等优势业务进行差异化布局，进行长期的良性竞争。”郭其伟说。

由此来看，外资机构进入将产生“鲶鱼效应”，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结构调整。

此外，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震荡中的开放步伐

新冠肺炎疫情近来在多个国家扩散、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巨幅调整。在外盘熔断“黑天鹅”频现的背景下，提速开放会否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联动风险？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同时也是正常的。”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近日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其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投资者心理层面的影响，也就是境外的恐慌心理对境内投资者心理的影响。二是资金流动层面的。A股投资者情绪经历过短期的波动，从目前来看相对平稳，也比较理性。

但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工作不会受疫情的影响。李超透露，未来在开放方面，重点有两个：一是市场开放，二是准入方面。在市场开放方面，我们正在推进相应的制度规则，下一步也会继续稳妥地扩大可投资的范围和品种。

中国资本市场的加速开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近期外资流出压力。近来欧美股市和香港股市持续大跌，欧美不少公司股价跌幅一度高达30%~50%，在强烈的“比价效应”下，北向资金一度出现抛售现象。

“从近期看，海外资金有一定流出，但规模还不大，处于可承受范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长远来看，中国保持正利率，疫情最先得到控制，基本面相对稳定，在全球流动性冲击后，对国际市场有相当吸引力，可能带来升值压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市场也印证了这一观点，3月23日开始，北向资金止住了净卖出态势，再度出现净流入。消费、医药、银行、保险、科技等板块龙头近日一直有外资在逢低净买入。中信证券判断外资整体净流出速度将逐渐放缓，预计净流出的拐点在4月初。

“金融业开放不必然意味着增加风险。能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主要取决于金融监管制度是否完善、金融市场是否有效、市场约束是否刚性、金融机构是否有良好的风险控制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以及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日益完备，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是有效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来源: 新华社客户端 2020年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